说乡愁

1.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一个地方的幸福很重要，要记得住乡愁，比如：小时候爱吃的东西。比如：贵阳的牛肉粉。

3.这里的院落环境整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

4.每个地方都有让大家留念的东西，不要小看这种幸福感，因为这种幸福感能留得住人。 

中华文化的根在农耕文化

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许嘉璐

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的先民，恐怕和其他地区的许多民族一样有着大略相同的发展路径，先是

采集狩猎，再是游牧和畜牧，然后过渡到畜牧和农耕，并且萌芽了手工业。说到根，中华文化的根主要在农耕文化。

在中华大地上，农耕时代很长。这正是人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也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也正是在农耕时代，人类开始有了些闲暇和冥想，在主观思维发展和客观环境变化的刺激下，深思自己身与心的关系，也即灵与肉的关系。

农耕社会特别是原始农耕社会，一个人是种不了地的，需要多人合作，甚至需要整个部落一起上，这就培育了以“和”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俗语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实质是对现实与未来之间关系的揭示，中国人秉承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由此来。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出农耕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农耕历史、人类的发展历史都证明，人很难成为“完全自主的个体”。无论从佛教的因缘说还是从我国的儒家学说都可以看出，人总是生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现实与未来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的交界点上。

中华民族神话传说不够发达（或者说丢失得比较早，后世缺少记录），因此有些中外学术前辈说中华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与其说中华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不如说西方文化是“晚熟”的文化。

因为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我们的农耕文化，决定了我们及时地进入了“唯物”的阶段，“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证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尧舜时起就是“以人为本”的。任何文化都处在前代文化的下游，流淌着上面流过来的水，再不断注入无数小溪的水，形成浩浩荡荡的大河。中华文化的发展就是如此。

长期的农耕生活孕育发展了中华文化。好与不好、先进还是落后，不能关起门来说，应该在比较中认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农耕生活是极其宝贵的一段，它所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核心最适于人作为一种有灵性的动物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繁衍、延续。工业化、后工业化所产生的一些理念，为了达到牟利的目的经常违背自然、违背规律。而以人为本的农耕文化，却一直教诲子孙要珍惜他人、珍惜物质、珍惜自然。

认识到中华文化的根主要在农耕文化，要求我们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炎帝文化的研究。炎帝是我们的始祖，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把炎帝为我们开创并定型的农耕——不仅仅是种作物、尝百草，更重要的是农耕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当成养育中华文化的襁褓、摇篮。

提升炎帝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单纯用“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已经显出不足，应该创造使用“多重证据法”。同时，要将研究成果化为最普通、最简单、老少咸宜的语言和形式，告诉子孙后代：我们要秉承炎帝不畏艰难困苦、团结奋斗、永不言败的精神，也就是他所代表的农耕文化的理念。这有助于我们建设好自己的精神家园。

《人民日报》（2016年04月12日07版）

新农村需要新乡贤

文 / 朱永新

脱贫攻坚是“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脱贫攻坚实践来看，我认为还需要从更高的层面上认识和思考其价值与意义，从整个中国乡村重建的视角上统筹规划。

脱贫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更是乡村重建的关键契机。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化是一个大趋势。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与城市疏离后，乡村的荒废与衰败比较普遍。

我们能不能走出一条中国的道路，让农村向着城镇化、现代化的方向前行，又不导致衰落呢？当年轻人不断向城市集聚，乡村“空心化”似乎成为普遍规律时，我们能不能破解这一许多国家都难以摆脱的“魔咒”呢？

在未来四五年的脱贫攻坚冲刺中，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重新规划我们的乡村，使乡村不仅获得新的发展，更获得新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既要城市化、又要有一种“逆城市化”的思维？

我们应该努力让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让乡村充满活力，而不仅仅只是聚集着老年人。人是可以流动的，乡里的年轻人可以出去，但外面的年轻人也可以进来。在湖南怀化调研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可能。把脱贫攻坚与中国乡村重建结合起来，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努力探索的大课题。

新农村需要新乡贤。优秀人才不下乡，再多的扶贫资金也没有意义。人的问题，才是整个脱贫攻坚中最关键的问题。脱贫攻坚固然要关注钱、关注物、关注脱贫的精准和具体指标，但我们应该清晰地知道，如果没有人，没有人才，再多的钱砸下去都是白砸。即使今天脱贫了，明天还可能返贫；即使今天繁盛了，明天还可能再衰落。

因此，如何吸引优秀人才参与脱贫攻坚的工作，如何让这些人才留在乡村，怎么制定出鼓励优秀人才到农村创业、就业的好政策，需要认真研究。在湖南怀化、湘西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个规律：但凡建设得好的地方，正是因为有了人才——或是本地的人回来了，或是外面的人引入了，他们在这里成为新乡贤，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有尊严，也给这些地方注入了长久的生命力。

现在我们进行精准扶贫，“精准”毫无疑问需有标准，但这个标准是相对的，贫困人群是在不断变化的，先期脱贫的人，也可能会因其他原因致贫返贫。比如，在农村，因病返贫的就超过了40%。

因此，无论是贫困人群的识别还是具体的帮扶工作，都应该对其复杂性、艰巨性和反复性有足够认识。还要对那些处于临界点的准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给予特别关心和扶助。这也是乡村建设中不能忽视的地方。贫困和疾病一样，也有“贫来如山倒，贫去如抽丝”的现象。脱贫攻坚要有战略思维，要有长远考量。我们相信，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脱贫攻坚战，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消除贫困的一个壮举，更期待这场脱贫攻坚战，造就乡村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凤凰涅槃。

（作者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人民日报》2016年06月15日05版）

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

最近，一组数据让人惊心：近15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则列出了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

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可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抢救者感慨：“我们走进许多美丽的村子，有老树、山庙、石板房，但是没有人。”

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在云南古生村，称赞当地白族民居的庭院“记得住乡愁”，指出要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在湖北峒山村，强调，建设美丽乡村不是“涂脂抹粉”，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一道，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惟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3日05版）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

文 / 郭文斌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社稷。记住乡愁，就是记住祖宗。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恩情。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根本。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

这是我做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文字统筹时脑海中一遍遍闪过的句子。由中宣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的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开播。

尘封了百年的传统文化实体，以百集纪录片的形式重回岁月和大地。这些节目，既是一出出生命大题，又是一份份绝好的答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100个“考场”里，一次次展开，一次次收起，仁心写，义举答，子子孙孙答不够，一答就是百千年。

我看到，但凡得高分的家族、村落，他们都有共同的遵守，没有忘记国家社稷，没有忘记祖先，没有忘记恩情，没有丢掉根本。但凡兴旺的家族，都有家谱、祠堂、祖训，并且像守着生命一样守着这些家谱、祠堂、祖训。仁义礼智信，孝悌勤俭廉，在这些土地上，已经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

我还看到真正的励志和制度，真正理解什么叫师道尊严、什么叫商道贾德。我发现晋商成功的秘密并不全在经营里，徽商成功的诀窍并不全在谋略里；还发现幸福原来也在五常十义里，甚至就在一餐一饮、一草一木里。

看着这些台本，我突然觉得，人一旦没了故乡的概念，一切病相就要来了。现代人生活在城里，没有一个共同的地理凝聚力，房子常常换，漂泊感就来了，漂泊感带来无根感，无根感带来焦虑。不像古人，不管走多远，心系故乡。

太多的故事让人泪眼婆娑。甘肃哈南村是一个把“忠”自觉化的村落。战时，他们把“忠”用于卫国；和时，他们把“忠”移于建设。据记载，明初时朱氏祖先立下赫赫战功，朱氏后人便把“忠勇传家”作为家规祖训写进了族谱。

历史上，朱氏一族先后有11人为国捐躯，从军报国也就成为哈南村的传统。每逢外敌入侵，“母送儿，妻送郎，父子争相上战场”催人泪下的场面，就会在这个小村庄里出现。汶川地震后，哈南村也是重建速度最快的村落之一。

在安徽屏山村，明嘉靖年间，舒善天进京赶考，高中探花，衣锦还乡之际，发现相依为命的老母病倒家中，便弃官侍母，直至终年。还是屏山村，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成功塑造“抗战夫人”王丽珍的人民艺术家舒秀文，当年一月挣30块大洋，会把25块寄回家里。在山西静升村，王氏十六世祖王寅德与人合伙做生意，对方早亡，他把属于对方的钱分文不少地还给人家后代。做月饼的吴丽霞家，如此在乎月饼切开后的匀称，不单是讲究月饼的品相，更是考察做月饼的人心是否匀称。他们相信，心匀称，手下的活无不匀称，心不匀称，手下的活难以匀称。

读一出出台本，我就像是在给祖先的老屋拂尘，给祖先的德容擦灰，给祖先的衣襟掸土。我是那么急切地想等到下一出，又是那么紧张地看着每一出，一遍不够，两遍不够。多少次，我的键盘上落下一个不肖子孙的热泪。就连晚上做梦，都在乡愁之中。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有这么伟大的传统，这么优秀的祖先，这么智慧的文化，这么可爱的同胞。作为一个作家，我是多么幸运，能够以这种方式，亲近我们伟大的传统，为祖先尽上一份小小的孝心。

在这些节目中，我看到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故事，远比在任何一部小说中读到的精彩。很难相信，倘若没有这40个摄制组长达9个月的艰辛打捞，任凭他们淹没、流失，对中华民族来说，将是何等的损失。

有了这100集，我们就可以回答，人类将走向何方。有了这100集，我们就可以回答，子孙将向哪里去。有了这100集，我们就有了底气。孔子不但是中国人，而且正在以乡愁的方式活在大地上。端午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正在以乡愁的方式活在大地上。我还看到了二十四孝的现代版，看到了精忠报国的现代版，他们有名有姓，有脸有面。

此刻，我更加笃定，只要我们把根留住，只要我们回到根那里，一切都不是问题。因为春来草自青，草的答案不在草本身，而在春那里。

乡愁中的传统，传统中的乡愁，正是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的春风

（《人民日报》2015年01月08日24版）

让我们记得住乡愁

文/ 艾斐

西安市的城墙和平遥县的城墙早已是蜚声中外的文明古迹了，每天来参观的中外游人络绎不绝。然而像这样的城墙并非两地独有，当年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城墙，但多在城市改造中被拆了。即便在西安、在平遥，当年也是费了很大周折才保住城墙的。曾有一位外国专家对某地的旧城改造这样感慨：“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现在有的，我们永远也不会有。”

问题的焦点正在这里。这些年，许多地方为了新建大家“都会有”的高楼大厦，而拆掉了别人“永远也不会有”的古村落、古街巷、古建筑，甚至是古文物。在一些城市的快速膨胀中，历史遗存和文化根脉正在以同样的速度衰减着、消失着。

而城市的发展，则是越来越趋于商业化和同质化，在“拆旧城，建新城”成为一种风潮、一种时尚的背景下，拆掉“真文物”、建造“假古董”的现象屡有发生。特别是在政绩焦虑、利益冲动和追求形式的促使之下，许多地方的高楼林立，往往就是以割断文脉和弃置乡愁作为代价的。

人，一旦生在什么地方、长在什么地方，那地方的山水草木、人文地理、村闾小巷、乡俗民情，便会像盐渍刀斫一样深深地渗透在他的心窝里，镌刻在他的记忆中，使他一生一世都会与之结下浓得化不开的乡情，时时刻刻都在怀念着、向往着、追忆着，每每使心中充满温馨，使生活洋溢喜悦。

这就是乡愁。然而，当乡愁赖以生发和寄托的古老村落、历史街巷、传统民居、自然山水等不复存在，人们的乡愁就会失去倚靠和源头，随之而来的，便是故土情怀的失落与泯灭。因为恋土情结是人们与生俱有的一种本能。

“乡音亘古今，乡愁暖人心；走遍天涯路，最是乡情深。”乡愁是一种故土情结，是一种人文情怀，是一种社会情缘，是一种精神情韵。而在长期的社会迁延与情感沉积中，乡愁更是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传统元素与精神基因，成为民族情感的依凭与精神家园的归附。

当身处台湾的诗人余光中从心中咏出：“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时，作为中华儿女，谁又能不感同身受，心潮骤起呢？“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的这些内容，让很多人眼前一亮、心绪难平，它说出的正是人们对乡土气韵、桑梓情怀和历史记忆的依恋与渴望，为的就是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把历史和人文作为不可或缺的必备要素而纳入其中，以确保人们能带着传统进入现代，而绝非是怀着暌隔历史与斩断乡愁的遗憾而入住水泥森林。

乡愁，就是家国情怀，就是文脉延亘，就是精神归属。记得住乡愁，即有心安处。

（《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6日04版）

还乡笔记里的乡愁共鸣

文 / 李洪兴

当今中国，春节假期可谓城乡之间最生动、也最深刻的互动。羊年春节，这样的互动因为一个博士生的还乡笔记，有了更丰富的色调。

《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微信朋友圈热转的这篇还乡笔记，作者是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文中描述了自己返乡的见闻：交通没有那么拥挤了，但人与人之间联系渐渐疏远，农村年轻人的婚姻受到了物质挤压，知识的无力感变得强烈……许多网友在转发时，不忘加上“感同身受”的评价。

与这些还乡笔记一样，从去年春节到今年春节，本版推出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撰写的“回乡观察”，也以个人化的视角，关注乡土中国向着现代中国切换的进程。乡里人际、传统习俗、情感伦理、留守空巢、婚丧养老……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文字、饱含时代气息的思考，切中了一个时代共同的心灵课题：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从何处来，又往哪里去？

这是一个远比记录里所见所闻更复杂的问题。即便有1000篇还乡笔记，也难以完全还原这个在现代化之路上一往无前的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不同的乡村样本，会带出各异的体悟和结论。让人欣慰的是，回乡笔记中的所思所想，竟能在“红包雨”“摇一摇”的夹击下，引来如此广泛的共鸣，正说明很多人都有“回不去故乡”的感受、都有“记得住乡愁”的诉求。

不可否认，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城镇化的结构变迁，让家乡不复是“鹿港的渔村、鹿港的小镇”。中国历史上，恐怕再没有哪一个阶段像近30多年这样，有如此多的人离开故乡——这可是在一个有着“安土重迁”传统的国家。

于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想象的故乡与现实的故乡之间，形成了一个情感的共同体，营造了一个“隐形的中国”。或许感同身受，或许一笑了之，但不能不承认的是，无论在文化、心理上，还是在伦理、价值上，变动中的秩序拷问着人们应该如何找准远方。

美国记者何伟曾用自身体验写下变迁中国的“三部曲”，在经历文化与心理的磨合后，这位“老外”感叹，在中国“常令我产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觉”，因为这个国家所具有的那么多活力，都来自那些奔波于城乡之间的年轻人。

的确，从满怀憧憬的打工者，到满脸稚气的大学生，这些“城乡人”一次次的返乡与回城中，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用自己的欢笑和迷茫，给出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这个问题，正如其书名所言——“寻路中国”。

每个人给出的答案，又会在多大程度上牵引着我们未来迈进的方向？学者梁鸿曾用记录者、观察者的角度，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追寻着梁庄这个典型的中国村庄中，村民用身体力行给出的回答。

即便仍有困惑，但也不会有太多人想要回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那个“熟悉而陌生”的社会。乡村是中国的地基，但城市有中国的未来，正如春运返程的路上无数人留恋却坚定的出发，中国也只会走向更好的未来。

还乡笔记记下的，也是一道转型中国必须面对的考题。聆听这一只“啼叫在乡愁者心窝”的蟋蟀，关注这一张“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的车票，才有“记得住乡愁”的全面小康。

（《人民日报》2015年02月27日05版）

让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走进“春天里”

文 / 郝洪

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布了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这是近年来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关于“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的较完整的一份调查。它让那些“漂着的群体”的面孔逐渐清晰，让更多人看到了“春天”与这些身处社会最基层人群的距离，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央与相关部门推动这一群体走向“春天”的决心。

1.5亿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占到60%。作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城市居民生活须臾难离的依靠。但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关注、了解他们？如果不是一年一度的“讨薪潮”、“用工荒”，他们几乎很难进入大众媒体的视野。

今天，当他们通过这份调查报告，整体地站立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农民工抑制不住的发展冲动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渴望。与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的时间长，外出务工是为了寻找自我发展机会；他们劳动合同签订率有所增长，维权意识更强；他们频繁跳槽，希望融入城市和社会，渴望认同，追求梦想。

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农民工仍显尴尬的身份处境和需要重视的生存状况。与父辈一样，他们至今依旧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面临整体收入偏低、工作稳定性差、劳动合同不规范、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等处境。大多数人的职业命运，依然是在高强度的低端产业岗位上卖苦力。

过去30年中，农民工经历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第一代”到“新生代”和“第二代”，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的实质性转变，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和调整。去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传递出中央对这一群体的高度关注。

然而，作为中国城镇化建设中的阶段性矛盾，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善，是一个艰巨、长期的工程，不仅需要制度关怀，还需要从政府、社会、市民层面，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进行全方位调适。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缺少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渠道，缺少融入城市的能力，是他们面临的现实。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公平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与社会，追求幸福人生——这，是我们从这份调查报告中读到的责任，也是各地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面临的挑战。

过去一年中，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曾以各种方式，比如“旭日阳刚”吟唱《春天里》，向这个社会宣告他们的存在。今天，又一年春天来临之际，希望这份沉甸甸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成为一个推手，推动政府进一步研究创新社会管理方式，采取针对性措施，帮助他们早一天走进“春天里”。

“空巢”之痛时代之重

文 / 贾壮

空巢老人，折射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交织现代化过程的矛盾，勾连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

春节过后，许多返乡的年轻人再次背上离家的行囊。更多的老人，却正演绎着近日流行的一部微电影抓取的细节：儿子抽剩的半包香烟，孙女落下的毛绒玩具，老人细细抚摸，回味欢聚的味道……

最是寂寞老人心。然而，多少老人只能频频翻动墙上厚厚的日历，期待来年春节的再次团圆。媒体报道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1.94亿，其中近半处于空巢状态，在农村，这一数字已近5000万。如果老龄化是大势所趋，那么，空巢老人、留守老人，就无疑是这一浪潮中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年轻难，不叫难；老来难，难死人”，日常生活的困难、照料服务的匮乏，使得空巢老人常常不愿出门、不敢生病。留守农村的奶奶去世，一岁半孙女守尸七天的事件，曾让多少外乡游子黯然。更重要的，还有精神慰藉的缺位。上海的一项调查显示，19.9%的老人表示“很需要心理咨询”。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难，使得无限好的夕阳，变成了近黄昏的苍凉。

席卷而来的银发浪潮，无疑是空巢老人增多的大背景。但这一群体日渐庞大，也有其他现实原因。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必然会留下数量庞大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严格的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带来倒金字塔形的家庭结构，一对夫妻要填满两个甚至四个“巢”，确实力有不逮。

空巢老人的问题，折射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交织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候鸟式的迁徙就不可避免；社保制度的割裂，使各种保障难以无缝衔接；户籍制度的坚冰，让老年人随子女迁徙难度加大；政府投入不足和民间资本进入不畅，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不够且水平较低……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老年人却已步履蹒跚；而最为弱势的空巢老人，更是难以承受的时代之重。

从要求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重点向农村倾斜”，到提出“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问题正在破解。而此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无疑将有助于解决老人们面临的问题。然而，任重道远。别忘了，2020年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2.43亿，而2025年将突破3亿。

“祝老人们健康！祝孩子们快乐！祝每个家庭幸福安康！”这样的新年贺词，也当成为国家治理的愿景。空巢老人的问题显示，公众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莫不勾连中国的大变革。正如所强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无论是强调“常回家看看”的个人义务，还是强调“老有所养”的治理责任，最终都需要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出发，发挥家庭、社会和政府等多方的合力。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一首歌，让多少人潸然泪下。是时候为老人的幸福做出更多努力了，为了他们，更是为了我们自己。

别让“留守”固化为成长标签

文 / 李浩燃

“我和哥哥弟弟在家里很孤独，我真的很想你”。猴年新春来临之际，一名广西留守儿童稚嫩的笔迹，道出了无数孩子朴素的心声。春节假期已过，很多人开始回味团圆的美好，而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一年一次的短暂重逢更是漫长的等待。正因如此，国务院日前出台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再次凝聚了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目光。

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关于留守儿童的舆情事件增幅显著，直接印证了这一群体面临的“成长危机”。去年初夏，贵州毕节某家庭四名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尽，曾令全社会为之震惊。监护缺位、教育缺失、关爱不足，导致“留守一代”在人身安全、教育启蒙、心理健康等方面出现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伤痛”。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份全文超过6000字的文件，无论是分析成因、把脉症结，还是统筹兼顾、布局对策，都反映出中央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深切关注，也展示了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的治理决心。综观方案，既对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出总体要求，又着眼于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救助保护机制，还强调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如此系统的安排与部署，称得上破解农村留守儿童难题的一套完整方案。

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留守人群成为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除了诸多“治标”的配套手段，正如国务院此次出台意见所指出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的深刻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想从根本上破解留守问题，就必须改变“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尽可能减少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时空分离。

近年来，多地纷纷施策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正是致力于从源头上消除留守现象的努力。以重庆为例，据统计，从2012年的107万人到2015年的89万人，3年时间全市留守儿童总量减少约18万人。另一方面，城市也应更加包容，为农民工筑梦城市降低门槛，想方设法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让他们有能力将孩子安置在自己身边。去年在户籍和居住证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一部分意义就在于此。

保护儿童的健康成长权利，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夯实的价值认同，更是中华文明流淌着的文化血脉。更重要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决胜阶段，“全面”二字，意味着“一个也不能少”。如果没有全体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数千万个普通家庭的小康就会打折扣。正因此，下一步关键还是要把“意见”落细落小落实，努力在实践中形成一套更为细致、更可操作的规范体系，有效扩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供给，通过改革发展给予他们以力量和希望。

“没有一种服装比爱更合身，没有一种装饰比爱更迷人”。对儿童而言，父母的关爱与陪伴，永远没有替代品。此次《意见》的印发，应该唤起方方面面的切实行动，让家庭的亲情陪伴、社会的多元救济与国家的制度保护汇集成强大合力，避免让“留守”固化为一代人的成长标签，带给孩子们一个正常的童年，同时给中国的未来带去更美好的希望。　　

（《人民日报》2016年02月16日05版）